他忽然沉默了，似乎抑制住自己。伊凡·费多罗维奇恭敬而且注意地听完了他的话，用十分安详的态度，朝着长老，依旧愉快而坦白地继续说：
“我那篇文章的整个主旨是这样的：在古代，教最初的三个世纪里，教在地上只是教会。但当罗马的异端国家想要成为教国家时，结果自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它在成为教国家之后，只是把教会包含在内，而它自己在许多机能上仍旧象以前一样，继续是一个异端的国家。实际上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必然的。但这样，在罗马这个国家里，也就保留了许多属于异教徒的文明和异端的智慧的东西，甚至包括国家的目的和基础在内。教会包括在国家以内，无疑地，不能从自己的基础上，自己所站立的那块磐石上有所让步，只能奔向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上帝坚决树立并指示给教会的目的，其中包括把全世界——自然古代的异教国家也在内——都变为教会。因此，作为未来的目的，并不是教会应在国家里求得一定的位置， 象那个被我反驳的作者所形容似的， 只成为‘某种社会团体’，或‘人们为了宗教目的组成的团体’，而是恰恰相反，一切地上的国家以后应该完全转变为教会，只成为教会，摒弃同教会不相容的一切目的。这一切一点也不降低它作为伟大国家的地位，一点也不剥夺它的荣誉，只是使它离开虚伪的、还是异端的、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真正的、唯一引向永恒目的的道路上去罢了。所以，宗教社会法庭原理论一书的作者，假如在探索和提出这些原理时，把它们看作临时的、在现在这罪孽重重一无成就的时代必要的折衷办法，而没有别的意思，那么他的判断是对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制造者只要敢说他现在所提出的原理——也包括刚才约西夫神父列举的一部分——是一些不可动摇的、天然的、永恒的真理，那就是直接反对教会，反对它的神圣的、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使命。这就是我的那篇文章的全部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