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浮夸的信充满着沉痛的傲气，那是二十一岁的艺术家往往表现得过分的。吕西安写完了信，一颗心飞回老家，看到大卫牺牲了一部分积蓄替他装修的美丽的房间；他曾经体味过的安静，朴素，小康的乐趣，历历如在目前；周围全是母亲，妹子，大卫的形象；他们临别的哭声又听见了，他自己也不由得哭了，因为他一个人在巴黎，没有朋友，没有依傍。
过了几天，吕西安写信给妹妹。
亲爱的夏娃，做姊妹的特别不幸，只要听到献身于艺术的弟兄报告生活，心里总是苦多乐少，现在我就怕加重你的心事。你们不是都为我作了牺牲吗？我不是把你们每个人都拖累了吗？我想着过去的日子，家庭中的快乐，才能忍受眼前的孤独。在巴黎尝到了初步的苦难和初步的幻灭以后，我怎么能不超越我们之间的距离，象老鹰一般快快的飞回老巢，到真正爱我的环境中来呢？你们的灯光有没有闪动？灶肚里的木柴有没有滚下来？耳朵里有没有嗡嗡的响声？母亲可曾说：——吕西安想念我们？大卫可曾回答：——他在人海中挣扎？亲爱的夏娃，这封信我只写给你一个人。将来我遇到的善恶祸福也只敢告诉你一个人。说到善恶也真可叹：世界上应当善多恶少，而这里偏偏相反。你只要听我几句话就能知道许多事情：特·巴日东太太觉得我丢了她的脸，到这儿第九天就翻脸不认人，把我打发了，赶走了。她见了我掉过头去；而我因为她要捧我出台，因为要跟着她踏进上流社会，在安古兰末好不容易张罗的两千法郎已经花了一千七百六。你不是要问怎么花的吗？唉！可怜的妹妹，巴黎真是一个怪地方：十八个铜子可以吃顿饭，上等酒家最普通的一餐要五十法郎；有四法郎的背心，有两法郎的裤子，时髦裁缝少了一百法郎不给你做，雨天街上积水，过街要付一个铜子。不管路程多近，雇一辆车至少一法郎六十生丁。我住过了繁华地段，如今搬在格吕尼街，巴黎最破落最黑的一条小街，挤在三座教堂和索蓬纳的古老建筑之间。我在格吕尼旅馆住着五层楼上的一个房间，空无所有，脏得厉害，房租还得十五法郎一月。中午吃一块两个铜子的小面包，一个铜子牛奶；晚饭在弗利谷多饭店吃，二十二个铜子一顿，吃得挺好，铺子就在索蓬纳广场，到冬天为止，每月开销不至于超过六十法郎，至少我这么希望。开头四个月，我的二百四十法郎可以对付了。四个月内，《查理九世的弓箭手》和《长生菊》大概能卖出去。因此你绝对不用为我担忧。目前固然冷冰冰的，又清苦又寒伧，前途却是美妙的，富裕的，灿烂的。最近的变故使我受了伤害，可没有把我压倒。多数大人物全受过这一类的挫折。伟大的喜剧诗人普劳德做过磨坊伙计。马基雅弗利的《论霸主》是夜晚写的，白天还不是和工人们在一起？ 了不起的塞万提斯在来邦德战役出过力，丢了一条胳膊，被当时一般不入流的文人叫做下贱的独臂老头；不朽的《堂·吉诃德》写了第一部，隔了十年才完成第二部，因为没有人肯印。现在的局面不至于到这一步。只有怀才不遇的人才苦闷潦倒；作家出了名就有钱，将来我一定有钱。我此刻完全靠思想过日子，大半天的时间在圣·日内维埃佛图书馆补足我缺少的学识，不下这番苦功决不能有大发展。所以我差不多快乐了。仅仅几天功夫，我已经高高兴兴地适应我的处境。天一亮我就做我喜欢做的工作，不用担心生活；我想得很多，我研究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