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情形此后在别处也可见。清季比山西要新得多的河南开封到民初又与北京拉大了思想距离。冯友兰回忆说：他1918年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以宣传响应新文化运动。该杂志的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以此看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河南读书人的心态大约尚与清季之人相近。以开封与北京的接近，新学的传播仍相去如此之远。与刘大鹏日记一样，胡、冯的回忆同样印证了从清季到民初南北各地多方面的差异，特别从信息传播和信息掌握的角度提供了近代中国各地社会变化速度及思想和心态发展不同步这一现象的第一手依据。
可以看出，近代中国整个社会的变化甚快，但各地变化的速度又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实已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以京师和通商口岸及其影响辐射区为一方，以广大的内地为另一方来划分从晚清到民初的两个“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对近代中国的了解。借用刘大鹏的语汇，当时部分中国已“渐成洋世界”。这里的“中国”和渐成的“洋世界”，正是那时从价值观念到生存竞争方式都差异日显的两种“世界”的表征。当时要能够沿社会阶梯上升，已必须按其中之一的“洋世界”的方式进行竞争。我们后来的近代史研究，恐怕也无形中传承了许多“洋世界”的关怀而忽略了刘氏等人所处的“世界”，下个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也许应更多注意思想和社会的时空不同步现象这一近代中国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