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坚持“训政”，还有更深一层积极意义。本来民初跨越约法时期直接进入宪政阶段，应是冒进躐等，革命党人对此大都能够接受，反而认为实行渐进的革命程序论理想太高。孙中山揭露空有一纸约法，不能达成共和宪政，此为固然，而据以批评革命同志丧失革命斗志，似与情理不合。其关键在于孙中山提倡全民政治，所要达到的民权，并非通常所说美国式的代议制民主，而是瑞士型的直接民权。他认为，“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要实践民权真义，应实行普选制度，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以人民集会或总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四大民权；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的绝对自由。[62]“美国之宪法，虽以民权为宗，然犹是代表之政治，而国民只得选举之权而已。而瑞士之宪法，则直接以行民政，国民有选举之权，有复决之权，有创制之权，有罢官之权。此所谓四大民权也。人民而有此四大权也，乃能任用官吏，役使官吏，驾驭官吏，防范官吏，然后始得称为一国之主而无愧色也。”[63]
按学理比较而言，实行直接民权比间接民权对于社会发展和人民素质的要求更高，国内外人士因此认为孙中山过于理想化，革命党内外反对程序渐进者，也是认为人民程度不足，不可能实行直接民权，而赞成进入代议制的宪政。孙中山不赞成直接进入宪政，表面看来似较保守，实则就民主制度的内容而言，要求却高得多。因为是直接民权，民众必须具备良好素质，革命党人训导的责任自然重大。而只有实行直接民权，才能有效地防止民主制度蜕化变质，根本改变民初以来名存实亡的代议制民主的恶相。